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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贵松：《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但就以严密的单一制国家而言，这类国家虽不以独裁为限度，但地方政府多缺乏独立性或自主性。严格说来，根据功能最适的原则，财政规模在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分配应当根据地方的人口、经济特征及实力、历史背景等因素，再配合不同事物的不同需求、综合考量达到尽可能正确的境地的结论。

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所提高的四个基本原则（和比例性、透明性、便利性、有效性）的第一个就是公平原则：每个人应当去支持他们的政府，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也就是根据他们在受到政府保护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收入来负担。随着新一届政府的选举产生，2003年之后的五年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增长速度突然驶入了一个快车道，这证明分税制在这一段时期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增强了中央的财源和财政控制能力，相比之下，地方财源面临紧缩，由于地方的事权没有变化（甚至地方的事权反而扩大），地方政府因应地方事务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仰仗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保证法官、检察官做到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13] 参见《积极探索实践形成宝贵经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综述》，《光明日报》2017年11月06日，第1版。[9] 参见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宪法学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监察法》草案第42条规定：监察机关依法收集、鉴别证据，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可以自行侦查是指案件只是有部分证据需要查证，而自己又有能力侦查或者自行侦查更有利于案件正确处理的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自己补充侦查。[7] 《国发[2016]49号》 [[8]] 周刚志：《论‘财政国家的宪法类型及其中国模式》，载《法学评论》2012年01期。

财政支出权是指国家将财政资金用于宪法和法律规定项目的权力，如兴建工程、购买服务、进行转移支付等。[[22]] 财政权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从国家财政结构的宏观视角鸟瞰国家的财政划分，国家一般通过税款在中央和地方上的划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等财政工具分配财政资源，以求中央和地方各取所需进而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24]] 事务之本质原属于法哲学上的一个概念。

但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的区分是相对的，它属于政府内部的权力分工，实践中可能集中于同一部门。新体系具体包括收入分类、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三部分。

[[40]] 除了Seabright教授以外，很多学者还引入了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制度研究的分析工具，以钱颖一和罗兰(Roland)、温格斯特(B．Weingast)与怀尔德森(D．E．Wildasi)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自1990年代以来对财政分权的问题更关注的是如何设计出一套激励相容机制来实现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激励，由此，这些学者讨论的重心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职能分工和公共物品供给责任转向了地方政府的事实上的行为模式上。（一）就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结构方面的结论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结构首先是指一定规模的财政资源在国家和人民之间按照量能课税、税捐法定、稽征经济为原则进行分配的问题，其次是财政资源在中央与地方分配比重的问题，最后是财政资源在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均衡分配的问题。[[54]] （二） 地方本位的分权模式 地方本位的财政分权是指一国在划分财政收支权限时把绝大部分财政职能和财政收入划归地方政府，仅把一小部分财政职能和财政收入划归中央政府的一种模式，一般来说，这种模式在联邦制国家最为典型。参见杨大春：《中国近代财税法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0、83页。

基于此，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一个有效的财政分权体制应该实现地方政府和地方居民利益之间的激励相容。[[12]]国家财政结构在这三个层次上的意涵如图所示： 表1. 国家财政之结构性问题[[13]] （一）财政规模 一个国家财政规模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财税资源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划分的问题，现代国家莫不肯认国家基于公共服务之需要可以对人民进行征税，税收被认为是法治现代化国家居于首位的财政收入来源，近代财税法治过程中又产生了以量能课税原则（应能负担原则）、税捐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16]]以及稽征经济原则为核心的税捐国家。vgl. BVerfGE 7, 155 [170] [[27]] 薄庆玖：《地方政府与自治》，华视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37、138页。[[56]] （三） 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折中模式 全国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资源分配上孰轻孰重的标准并非是绝然对立的，若上述中央本位的集权模式或者地方本位的分权模式推向极致，不仅在制度构建上都会遭遇致命的失败，而且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到一个对应的样本来做比照和研究。

全部的集权与全部的分权只是理想的两极，因为法律社会里有一个集权的最低程度与一个分权的最高限度，国家才不致有瓦解的危险。[[53]]但是在地方自治受到宪法高度保障与实施的单一制国家，地方的财政自主性非常高（例如日本），故很难得出一个简单划一的结论认为单一制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就是中央本位的集权模式。

[[30]] 中央与地方都应该拥有相应的财政权，否则宪法财政制度的权能设计将会被掏空。其中，财政收入分权可以定义为在当地全部财税资源中归地方财政所有并由当地政府自由支配的比例。

而用脚投票理论也解释了公民为什么会聚集在某一个地方政府周围的问题，参见赖勤学：《转型与立序：公共财政与宪政转轨》，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87、88页。刘剑文：《理财治国视阈下财税改革的法治路径》，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中提及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即在我国现行《政府预算收支科目》的基础上，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管理要求的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若仅涉及某地区人民权益的则为地方事务，如地方市政建设和维护等。[[60]] 五、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的宪法检视 （一）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的法源 1. 宪法 我国1982年《宪法》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最为重要的法律渊源。台湾地区《法令月刊》第53卷第10期，第78、79页。

不具备设立预算条件的乡、民族乡、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确定，可以暂不设立预算。第19条规定：预算收入划分为中央预算收入、地方预算收入、中央和地方预算共享收入。

但就以严密的单一制国家而言，这类国家虽不以独裁为限度，但地方政府多缺乏独立性或自主性。严格说来，根据功能最适的原则，财政规模在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分配应当根据地方的人口、经济特征及实力、历史背景等因素，再配合不同事物的不同需求、综合考量达到尽可能正确的境地的结论。

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所提高的四个基本原则（和比例性、透明性、便利性、有效性）的第一个就是公平原则：每个人应当去支持他们的政府，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也就是根据他们在受到政府保护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收入来负担。随着新一届政府的选举产生，2003年之后的五年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增长速度突然驶入了一个快车道，这证明分税制在这一段时期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增强了中央的财源和财政控制能力，相比之下，地方财源面临紧缩，由于地方的事权没有变化（甚至地方的事权反而扩大），地方政府因应地方事务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仰仗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保证法官、检察官做到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13] 参见《积极探索实践形成宝贵经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综述》，《光明日报》2017年11月06日，第1版。[9] 参见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宪法学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监察法》草案第42条规定：监察机关依法收集、鉴别证据，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可以自行侦查是指案件只是有部分证据需要查证，而自己又有能力侦查或者自行侦查更有利于案件正确处理的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自己补充侦查。为了有效履行调查职务犯罪的权力，国家监察改革试点方案与《监察法》草案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创造性地设置了关于职务犯罪的调查程序，并将原履行职务犯罪侦查的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转为隶属于监察委员会，加强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力量。

因此，监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通过运用一系列的调查措施收集的所有相关证据，将成为今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做出判决的直接依据。调查，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替代了原有的侦查，这就为监察的调查程序之具体设计提出了要求。

其二，关于涉及被调查人人身权利的留置，不论在移送时是否处于持续状态，检察机关都应在进行立案程序的同时评估强制措施之实施，对需要审查逮捕的，可以决定先行拘留，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及时作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决定。监察体制改革后，同样面临留置是否必诉的问题。

参见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法学家》2016年第4期。其次，要明确获得法律帮助权的时间。[17]整体来看，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有利于检察机关专注于审查起诉工作，为检察权向公诉权的回归提供了良好契机。[26]既然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是并列关系，那么监察人员应当和鉴定人、侦查人员一样，遵循证人出庭制度。

[11] 参见前注[9]，王旭文。[3] 江国华、彭超：《国家监察立法的六个基本问题》，《江汉论坛》2017年第2期。

因此，在审查起诉之前，检察机关必须依职权对监察机关移送之监察案件予以转化，按照管辖范围进行刑事立案。虽然《监察法》草案要求监察机关将调查终结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并要求检察机关依法进行审查逮捕，作出起诉、退回补充调查或自行补充侦查、不起诉的决定，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将案件移送后，对该案的处理便进入了诉讼程序。

参见前注[8]，熊秋红文。查证是指司法机关经过法定的程序，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等情况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符合合法性和刑事证据资格的要求。